
2020年,一场大规模的博士扩招在全国范围内启动,背后是国家应对人才需求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、助力科技突破的战略考量。彼时,教育部联合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出台相关意见,明确推动研究生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,博士招生规模迎来快速增长,2025年在读博士预计突破70万,较2017年增长80%,我国迅速跻身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。然而,时隔数年,这场扩招的弊端逐步显现,最引人热议的莫过于“学历与薪资的脱节”——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后面临“高学历、低薪资”的尴尬,而这一现象的背后,绕不开一个核心逻辑:学历的供给与管理归教育部,而薪资的定价与分配归市场,两者的错位与失衡,正是扩招弊端的关键根源。
作为社会学家,研究发现,2020年博士扩招的核心初衷,是为了破解高端人才短缺、支撑“卡脖子”技术突破、完善高等教育人才梯队,这一战略方向本身具有时代合理性。彼时,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明确提出,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,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,扩招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具体举措,重点向基础学科、应用学科、交叉学科倾斜,试图通过扩大高端人才供给,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。但遗憾的是,扩招过程中,部分高校陷入“规模优先、质量滞后”的误区,加之教育部对学历的管理侧重于招生规模、培养流程、学位授予等环节,对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适配度把控不足,为后续的学历与薪资脱节埋下了隐患。
展开剩余79%如今,扩招的弊端已清晰显现,最直观的表现就是“高学历不等于高薪水”,博士群体的就业与薪资预期遭遇双重落差。曾几何时,博士被视为“学术精英”的代名词,毕业即可获得高薪岗位、体面工作,而现在,这样的认知正在被现实打破。北京某985高校工科博士陈磊,五年前坚信博士就业如喝水般简单,如今投出80多份简历,仅拿到4个双非院校的offer,税前月薪仅6000-8500元;更有不少人文社科博士,毕业后只能竞争普通文员岗位,薪资甚至低于同城的本科毕业生。数据显示,2024年部分文科博士起薪较上年下跌15%,与同等工作年限的专科生、本科生薪资差距不断缩小,“学历溢价”持续缩水,彻底打破了“学历越高,薪资越高”的固有认知。
深入剖析背后的逻辑,核心在于“学历管理”与“薪资定价”的主体分离——学历属于教育部管,而薪资属于市场管,两者的运行逻辑截然不同,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。教育部作为学历的主管部门,其核心职责是制定招生计划、规范培养流程、审核学位授予,确保高等教育的规范性和公平性,推动人才培养的规模与结构优化。但教育部的管理,更多聚焦于“学历的供给端”,即培养多少博士、培养什么专业的博士,却难以精准预判“市场的需求端”——企业、科研机构需要多少博士,需要具备哪些技能的博士,薪资水平如何匹配人才价值。这种“供给与需求脱节”的管理模式,在扩招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。
具体而言,教育部主导的博士扩招,在专业设置、培养模式上仍存在“行政主导”的痕迹,与市场需求存在明显错位。一方面,部分高校为完成招生任务,降低录取标准,甚至在非优势专业盲目扩招,导致博士培养质量参差不齐,出现“放养式”培养、论文“注水”等现象。东南沿海某知名大学经济学教授坦言,其课题组13名博士生中,有9人未达到严格的培养标准,部分学生读博只是为了延迟就业压力,而非深耕学术、提升能力。2021年至2024年,有1.7万篇中国作者的博士相关论文被撤稿,全球近75%的撤稿论文涉及中国作者,背后正是培养质量下滑的现实。另一方面,博士培养模式固化,重理论、轻实践,重论文、轻技能,与企业需求严重脱节。教育部虽推动产教融合,但部分高校落实不到位,理工科博士缺乏足够的实验资源,人文社科博士缺乏实践场景,导致博士毕业后难以快速适配市场岗位,薪资自然无法匹配高学历的预期。
而市场对博士薪资的定价,遵循的是“价值匹配”原则,与学历高低并非绝对正相关。企业、科研机构招聘博士,看重的不是“博士”这一学历标签,而是博士的科研能力、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,以及能否为单位创造价值。当前,我国博士扩招规模激增,但市场对博士的需求并未同步增长,且需求高度集中于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等少数前沿领域,大量人文社科、传统工科博士面临“供大于求”的困境。加之部分博士缺乏核心竞争力,无法满足市场对高端人才的需求,只能被迫降低就业预期,接受低薪资岗位。反观一些技能型人才,即便学历不高,但契合市场需求,薪资反而远超部分博士——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专业毕业生起薪7200元,远超同期部分文科博士的起薪,这正是市场定价逻辑的直观体现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,扩招带来的博士数量激增,进一步加剧了“学历通胀”,稀释了博士学历的价值。有学者调侃,“2024年的博士=2020年的硕士=2016年的本科”,博士能找到的岗位和薪资待遇,已与多年前的中低学历人才相差无几。这种“学历通胀”,不仅让博士群体陷入就业困境,更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——四年博士教育成本高昂,却无法转化为相应的薪资回报,许多博士毕业后陷入“高不成、低不就”的尴尬,既难以进入学术界(高校教师岗位饱和,“非升即走”政策压榨年轻学者),又缺乏产业适配技能,无法进入企业获得高薪。截至2025年,中国小学教师中有博士278人,初中1115人,高中2941人,大量博士被迫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岗位,正是扩招弊端的生动写照。
从社会学视角来看,2020年博士扩招的弊端,本质上是“教育管理与市场需求脱节”的必然结果,而非扩招本身的错误。教育部对学历的管理,确保了博士培养的规范性和公平性,为国家储备了大量高端人才,这一价值不可否定;但问题在于,学历管理不能脱离市场需求,不能只关注“培养多少人”,更要关注“培养什么样的人”“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”。学历是人才的“敲门砖”,但不是“铁饭碗”,教育部的学历管理,需要与市场的薪资定价、需求导向形成协同,才能避免“高学历、低薪资”的尴尬,让博士学历真正匹配其价值。
破解这一困境,关键在于打通“学历管理”与“市场需求”的壁垒,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。一方面,教育部需优化博士扩招的管理模式,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质量提升”,建立动态调整机制,根据市场需求优化专业设置,严控培养质量,杜绝“注水博士”。2023年,教育部已启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,撤销926个低就业率专业点,新增储能科学与工程等新兴专业,这正是积极的调整信号。同时,应强化产教融合,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培养基地,让博士在实践中提升能力,契合市场需求。另一方面,市场主体应理性看待博士学历,摒弃“唯学历论”,建立以能力为核心的薪资定价机制,让博士的薪资与其实力、贡献相匹配。此外,博士群体也应转变就业观念,打破“学术至上”的固有认知,主动适配市场需求,提升自身实践能力,避免陷入“学历焦虑”。
2020年博士扩招的弊端,是我国高等教育从“规模大国”向“质量强国”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。“学历高不一定薪水高”的现实,不是对博士学历的否定,而是对教育管理、人才培养、市场定价的一次深刻警示——学历的价值,不在于标签本身,而在于背后的能力与价值;教育部的学历管理,既要守住质量底线,也要贴合市场需求,才能让高学历真正转化为高价值。唯有实现“学历供给”与“市场需求”的同频共振最好的股票配资,才能让博士扩招真正发挥其战略价值,让每一位博士都能凭借自身能力获得相应的薪资回报,让高端人才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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