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，一场大规模的博士扩招在全国范围内启动，背后是国家应对人才需求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、助力科技突破的战略考量。彼时，教育部联合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出台相关意见，明确推动研究生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，博士招生规模迎来快速增长，2025年在读博士预计突破70万，较2017年增长80%，我国迅速跻身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。然而，时隔数年，这场扩招的弊端逐步显现，最引人热议的莫过于“学历与薪资的脱节”——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后面临“高学历、低薪资”的尴尬，而这一现象的背后，绕不开一个核心逻辑：学历的供给与管理归教育部，而薪资的定价与分配归市场，两者的错位与失衡，正是扩招弊端的关键根源。
作为社会学家，研究发现，2020年博士扩招的核心初衷，是为了破解高端人才短缺、支撑“卡脖子”技术突破、完善高等教育人才梯队，这一战略方向本身具有时代合理性。彼时，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明确提出，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，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，扩招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具体举措，重点向基础学科、应用学科、交叉学科倾斜，试图通过扩大高端人才供给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。但遗憾的是，扩招过程中，部分高校陷入“规模优先、质量滞后”的误区，加之教育部对学历的管理侧重于招生规模、培养流程、学位授予等环节，对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适配度把控不足，为后续的学历与薪资脱节埋下了隐患。
展开剩余79%如今，扩招的弊端已清晰显现，最直观的表现就是“高学历不等于高薪水”，博士群体的就业与薪资预期遭遇双重落差。曾几何时，博士被视为“学术精英”的代名词，毕业即可获得高薪岗位、体面工作，而现在，这样的认知正在被现实打破。北京某985高校工科博士陈磊，五年前坚信博士就业如喝水般简单，如今投出80多份简历，仅拿到4个双非院校的offer，税前月薪仅6000-8500元；更有不少人文社科博士，毕业后只能竞争普通文员岗位，薪资甚至低于同城的本科毕业生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部分文科博士起薪较上年下跌15%，与同等工作年限的专科生、本科生薪资差距不断缩小，“学历溢价”持续缩水，彻底打破了“学历越高，薪资越高”的固有认知。
深入剖析背后的逻辑，核心在于“学历管理”与“薪资定价”的主体分离——学历属于教育部管，而薪资属于市场管，两者的运行逻辑截然不同，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。教育部作为学历的主管部门，其核心职责是制定招生计划、规范培养流程、审核学位授予，确保高等教育的规范性和公平性，推动人才培养的规模与结构优化。但教育部的管理，更多聚焦于“学历的供给端”，即培养多少博士、培养什么专业的博士，却难以精准预判“市场的需求端”——企业、科研机构需要多少博士，需要具备哪些技能的博士，薪资水平如何匹配人才价值。这种“供给与需求脱节”的管理模式，在扩招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。
具体而言，教育部主导的博士扩招，在专业设置、培养模式上仍存在“行政主导”的痕迹，与市场需求存在明显错位。一方面，部分高校为完成招生任务，降低录取标准，甚至在非优势专业盲目扩招，导致博士培养质量参差不齐，出现“放养式”培养、论文“注水”等现象。东南沿海某知名大学经济学教授坦言，其课题组13名博士生中，有9人未达到严格的培养标准，部分学生读博只是为了延迟就业压力，而非深耕学术、提升能力。2021年至2024年，有1.7万篇中国作者的博士相关论文被撤稿，全球近75%的撤稿论文涉及中国作者，背后正是培养质量下滑的现实。另一方面，博士培养模式固化，重理论、轻实践，重论文、轻技能，与企业需求严重脱节。教育部虽推动产教融合，但部分高校落实不到位，理工科博士缺乏足够的实验资源，人文社科博士缺乏实践场景，导致博士毕业后难以快速适配市场岗位，薪资自然无法匹配高学历的预期。
而市场对博士薪资的定价，遵循的是“价值匹配”原则，与学历高低并非绝对正相关。企业、科研机构招聘博士，看重的不是“博士”这一学历标签，而是博士的科研能力、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，以及能否为单位创造价值。当前，我国博士扩招规模激增，但市场对博士的需求并未同步增长，且需求高度集中于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等少数前沿领域，大量人文社科、传统工科博士面临“供大于求”的困境。加之部分博士缺乏核心竞争力，无法满足市场对高端人才的需求，只能被迫降低就业预期，接受低薪资岗位。反观一些技能型人才，即便学历不高，但契合市场需求，薪资反而远超部分博士——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专业毕业生起薪7200元，远超同期部分文科博士的起薪，这正是市场定价逻辑的直观体现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扩招带来的博士数量激增，进一步加剧了“学历通胀”，稀释了博士学历的价值。有学者调侃，“2024年的博士=2020年的硕士=2016年的本科”，博士能找到的岗位和薪资待遇，已与多年前的中低学历人才相差无几。这种“学历通胀”，不仅让博士群体陷入就业困境，更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——四年博士教育成本高昂，却无法转化为相应的薪资回报，许多博士毕业后陷入“高不成、低不就”的尴尬，既难以进入学术界（高校教师岗位饱和，“非升即走”政策压榨年轻学者），又缺乏产业适配技能，无法进入企业获得高薪。截至2025年，中国小学教师中有博士278人，初中1115人，高中2941人，大量博士被迫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岗位，正是扩招弊端的生动写照。
从社会学视角来看，2020年博士扩招的弊端，本质上是“教育管理与市场需求脱节”的必然结果，而非扩招本身的错误。教育部对学历的管理，确保了博士培养的规范性和公平性，为国家储备了大量高端人才，这一价值不可否定；但问题在于，学历管理不能脱离市场需求，不能只关注“培养多少人”，更要关注“培养什么样的人”“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”。学历是人才的“敲门砖”，但不是“铁饭碗”，教育部的学历管理，需要与市场的薪资定价、需求导向形成协同，才能避免“高学历、低薪资”的尴尬，让博士学历真正匹配其价值。
破解这一困境，关键在于打通“学历管理”与“市场需求”的壁垒，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。一方面，教育部需优化博士扩招的管理模式，从“规模扩张”转向“质量提升”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市场需求优化专业设置，严控培养质量，杜绝“注水博士”。2023年，教育部已启动专业动态调整机制，撤销926个低就业率专业点，新增储能科学与工程等新兴专业，这正是积极的调整信号。同时，应强化产教融合，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培养基地，让博士在实践中提升能力，契合市场需求。另一方面，市场主体应理性看待博士学历，摒弃“唯学历论”，建立以能力为核心的薪资定价机制，让博士的薪资与其实力、贡献相匹配。此外，博士群体也应转变就业观念，打破“学术至上”的固有认知，主动适配市场需求，提升自身实践能力，避免陷入“学历焦虑”。
2020年博士扩招的弊端，是我国高等教育从“规模大国”向“质量强国”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。“学历高不一定薪水高”的现实，不是对博士学历的否定，而是对教育管理、人才培养、市场定价的一次深刻警示——学历的价值，不在于标签本身，而在于背后的能力与价值；教育部的学历管理，既要守住质量底线，也要贴合市场需求，才能让高学历真正转化为高价值。唯有实现“学历供给”与“市场需求”的同频共振最好的股票配资，才能让博士扩招真正发挥其战略价值，让每一位博士都能凭借自身能力获得相应的薪资回报，让高端人才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。
发布于：上海市胜利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